先说狼。嘉峪关有没有狼呢？说实话我不知道。
那时候我在西北大学读作家班，大约是五月下旬，我们一行由西安出发，一路向西。嘉峪关是第一站。在此之前，我对嘉峪关的认识除了大漠雄关和几句古人的边塞诗，再无其他。火车进入河西走廊之后，似乎就贴着祁连山奔跑。遍布着断裂褶痕的雄浑山体平行排列绵延不绝，山头白雪粲然，山腰褐中带赭，气势逼人。到嘉峪关的时候是清晨，站在嘉峪关火车站台上的感受则是另一种雄浑，清冷空阔，辽远恢宏。我很兴奋。我由衷地喜欢这种陌生的一望无际的旷远和冷峻。
阳光是在不经意间出现的。关于阳光，我经常会用“毛茸茸”或“灰蒙蒙”来形容，但在嘉峪关，我发现阳光一点也不“毛茸茸”，更不“灰蒙蒙”。它显得很干净，没有丝毫含糊。灰青泛白的天际在它的照耀下豁然开朗，包括那一带长长的峡谷、远处的祁连雪峰、近处的黑山白山、嘉峪关新城、被岁月涂满锈色的古关城，以及同样历经岁月风雨依然在戈壁上兀立着的明代古长城，一望无际的戈壁，古烽燧，戈壁上微微隆起的魏晋墓葬，砾石和贴着戈壁生长着的骆驼草，戈壁以北的那看似飞扬马鬃的马鬃山，泛着光亮的讨赖河以及直上直下惊险壮观的河谷，都一下子明亮且立体起来。
我们看关城，看峰燧，看明长城，看魏晋墓葬中色彩鲜艳的砖画……同时也领略了这儿的阳光，它一直那么热烈，那么明净。我们以为都这时候了，黄昏总该来了吧，可它就是没一丝倦意。直到晚饭后，大约七点多了，若在南方或西安，天早该黑了，才感觉它稍稍淡了些。黄昏总算是蹒跚着来了。那真是一个美丽而漫长的黄昏，晚霞将远山近峦染成一片橘红，那种静穆以及静穆中透出来的喧闹，有如笔触淋漓粗放的印象派油画，莫奈的，或者更像梵高的。微风在泛着金色的戈壁上徜徉，我和一个同学也像微风一样在戈壁信步游荡。我们离嘉峪关越来越远。霞光消失了，天边仍浮着一抹暗红。我们在一面柔缓且坚硬的斜坡上躺了许久，才看见一颗星星孤零零地亮起来。戈壁滩上的夜晚不似我们通常所见的那么黑，她无需月色也透着一种晦明。四野空阔宁寂，天空幽深高远。每颗星星都亮得那么慢，好半天才一颗，而且那么渺小。夜凉如水，悄然浸漫。我，或是他，忘了是我还是他，在天空亮起了十几颗星星时，忽然想到了狼，你说戈壁滩上会有狼么？
假如不是狼，我们会不会就那么躺着，直到被夜凉彻底浸透，才瑟缩着离开？“狼”把我们吓跑了。我们面面相觑，却也只是一小会儿，倏地起身就走。嘉峪关在哪儿呢？她的灯火呢？来时的那一份悠闲荡然无存，但我们终究没跑起来。我们有一只随身带着的手电筒，可我们没用它，我们认为狼怕光亮，要留着它等狼来了再用。我们还能有点尊严，尽量保持走的姿势，全仗着还有这个手电筒。
回去后我们都不提这事。
再说说阳光。前面已经说过阳光了，这会儿要说的，其实也不完全是阳光，关键是我的脸。我的脸在我们爬过祁连山冰川之后便像干旱的土地那样龟裂了。
祁连山上有众多冰川，就是这些冰川之水养育了河西走廊上的大片绿洲，而我们要爬的冰川叫“七一”冰川，距嘉峪关市只有116公里，是亚洲距城市最近的冰川。之所以被命名为“七一”冰川，是因其1958年7月1日被中苏科考人员所发现。我们的交通工具为一辆三菱越野和一辆吉普，我上的是吉普。越野在前，吉普在后，撒欢似的在被阳光照得发白的大戈壁上奔跑。上车没一会儿，我就没头没脑地问吉普车司机：师傅，这戈壁滩上有没有狼？这位常年生活在嘉峪关的中年司机师傅不说有，也不说没有，他非常负责任地说，这事谁说得准呢？是吧？说有呢，我也没见过；说没有呢，我凭什么说没有呢？是吧？
那辆越野劲道十足，我们的吉普却是一头老牛，碰到干河沟或者陡坡，吭哧了半天也上不去。而干河沟和陡坡越来越多，越野早没影了，我们还在嘿哟嘿哟地推着吉普上坡。没细算推过多少次车，反正等我们到了山脚，早是一个个手脚乏力饥肠辘辘了。
高海拔地区的山脚也比南方的山巅不知要高出多少。我坐在几棵看似枯槁的骆驼草旁打点饥肠时，感觉耳朵发胀，似乎有什么在用力挤压它们，听自己说话怪怪的，嗡嗡嗡，像从极远处传来的。起初以为是空气稀薄所致，并未在意，可是等到开始往上爬了，耳朵便针扎似的疼起来。疼痛很快便由针扎变成了锥刺。我这才隐约想起来，莫非因为小时候患过中耳炎复发了？同行的哥们给我想办法，都把手绢掏出来（现在很少看见手绢了，可26年前大家都用手绢），这些手绢皱巴巴的，估计都用过，但我已顾不得了。我将这几条手绢叠成条状，连接起来，胡乱地往脑袋上一缠。可惜背相机的哥们坐的是越野，此刻早走远了（背影像黑蚂蚁），否则给我来一张，到现在我还可以时不时地翻出来看看，欣赏一下那个多少年前在阳光和雪地里像伤兵一样行走着的自己。
眼前全是积雪，白皑皑亮闪闪的一大片。雪下面是厚厚的草甸子。草其实很短，感觉比牛毛还细，比苔藓还密，姑且叫它藓草吧。我觉得它们像蘚又像草。雪与天空的界线分外明晰，一白一蓝。白和蓝都很纯粹，纯粹得叫人无法言说。有一条黑色的小路在白雪间蜿蜒，犹如用一管紫毫小心翼翼地拖在上等檀皮生宣上的墨痕。我们就在这道细窄的湿漉漉的墨痕上走着。海拔5000米上下，除了机械地移动两条腿，剩下的体力全用来喘气了。那把锥子又来了，它穿透了那几条皱巴巴的手绢。它非常尖锐，非常有力。
我把脸皱得紧紧的。越野车上的哥们已到达冰川，他们的身影和玉白的冰峰重叠，挥动的手和因为喊叫而摇晃着的脑袋都印在蓝天里。他们亢奋的声音仿佛是一根绳索，牵引着我们一鼓作气向上爬去。一股凛冽之气扑面而来，冰川近在尺咫。我却在此时停了下来，在坡上一块长着赭色铁锈花的大石上坐着。
那块石头就卧在路旁雪地里，显得非常突兀。我隐约地感到了从它冰凉的体温里沁出来的那一丝暖意，便干脆把自己放平，就像昨晚躺在戈壁上。天空很近，如一个透明的碧蓝的大湖，我想我只要一伸手，定能搅出一片涟漪。阳光好像就粘在我的眼睫毛上，但一点也不刺眼，几乎是很温柔地照着。我不理耳朵和锥子了。我盯着天空和阳光，在满眼深邃的静静的蓝色里，我看见阳光是一丝一丝的，就像一大团弧形的、按某种规则疏密有致地排列着的细细的玻璃丝，每一条细玻璃丝都那么清晰，那么剔透，那么晶莹。
我什么也不想。空寂，明净，祥和，温暖。我在尘世之外漂浮。
我说不清自己漂浮了多久。我觉得我睡了一觉。但大家都说我没睡。他们说你就躺了一会儿，然后你就上来了。这令我至今都有些恍惚。我还是觉得我应该是睡了一觉的，至少也打了一个盹，要不我的脸怎么就裂了呢。
我的脸真的裂了。从冰川上下来时已是黄昏，这个黄昏比较难熬，是一个火烧火燎的黄昏。我找到一面镜子，只见脸上一片红艳。当天晚些时候，大约就在晚霞变得猩红，即将消失之时，还是那面镜子，但脸已经不是那张脸了，脸皮正在龟裂。第二天早晨，我的脸已是一塌糊涂，一道道口子龇着，死去的脸皮正泛着枯白向上翻卷。
我是带着一张龟裂的满是死皮的脸离开了嘉峪关的，那些裂纹里还残留着嘉峪关的阳光。因此我对嘉峪关的印象除了她表面所呈现的一切和她的历史之外，最为深刻的自然就是她的阳光。我认为嘉峪关的阳光是最干净最明亮最含蓄最热烈的阳光，就像一个蓄着美须的宽袍大袖的古典男人，稳重恢宏却又爽朗风雅。墨西哥作家富恩特斯有一部小说叫《最明净的地区》，据说该书名是富恩特斯从德国地质学家亚历山大·冯·洪堡那儿借用的，因为后者曾说过墨西哥城是“最明净的地区”。不过到了富恩特斯，他显然不认为那座已被现代工业所污染的高原之城还是“最明净的地区”，他的借用只为反讽。现在我也想借用一下，当然不是为了反讽，我实在是觉得，把“最明净的地区”这句话给嘉峪关是再合适不过的。
26年之后，也就是今年夏天，我又来到嘉峪关。阳光一如既往，和26年前一样。但我没像上次那样，在黄昏时去戈壁滩上游荡，那是年轻时做的事，而且究竟有没有狼似乎谁也说不准。再说如今戈壁滩上已经长出了一道道绿森森的防风林带，生态好了，或许真把狼招来了也说不定。照理倒是该再爬一爬冰川的，却也没去，不是怕脸皮再次龟裂（只要不那么躺着，或者戴顶遮阳帽，保准没事），而是我知道那种蚀骨铭心般的感受可一不可二。况且又听说现在去冰川比当年方便多了，已是一条专门的旅游热线了，既然都是热线了，若还想再寻当年的感受，十有八九是要落空的，到时候剩下的只怕是一个落寞惆怅。
其实，写到这儿，我已然有些惆怅了。（作者熊正良为著名作家、南昌市作协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