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哲学的高度认识和理解“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就是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探究“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形成过程、发展脉络和内在联系，从而更好地把握时代大势和发展大局，提高解决我国改革发展基本问题的能力。

　　一、要用发展的观点看待“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形成实践过程

　　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出和形成的过程来看，它不是一时兴起，而是不断创造、不断完善的过程，也是不断付之于党的决策部署的过程。十八大及十八大以来的历次中央全会的议题都是按照“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设计的。2012年召开的党的十八大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个战略目标;2013年召开的三中全会对全面深化改革做了专题研究和部署;2014年召开的四中全会又对全面依法治国进行专门研究部署;2015年召开的五中全会按照惯例聚焦“十三五”规划建议主题，其实也是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再部署、再动员。2016年召开的六中全会再以通过两项党内法规为重点专题研究全面从严治党，“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就都分别通过一次中央全会进行了研究和部署。今后，我们党在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实践中，在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也将不断丰富、不断完善、不断发展。所以“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不是我们党理论创新、实践总结的全部，更不是终结。它必将随着时间条件实践的变化不断丰富、不断发展。

　　二、要以全局的眼光观察“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要解决的问题

　　以全局的眼光观察，就是要把“四个全面”放在世界发展的新形势，中国发展的新常态的全局视野去看。从国内来看，中国经济发展正在迈入新常态，经济下行的风险在加大，经济总量较大和人均收入偏低的反差;经济迅速崛起带来的资源环境瓶颈制约问题;政府治理能力有待提高等等。这样的背景下，如何实现十八大确立的各项目标任务，需要我们党从战略上作出回答，布局上作出抉择。而“四个全面”的提出，正是面对上述问题作出的回应。

　　从国际上来看，冷战结束以后，“历史终结论”和“文明冲突论”一度成为西方治理思想的主流。“历史终结论”认为，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已经成为“人类社会的最终形态”，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将归结于西方式的自由民主社会。但是西方世界这几年对国内治理中自由主义盛行，对金融衍生产品发展趋势的放任，最终演化成2008年的金融危机。“文明冲突论”则认为，国际秩序中的主要矛盾不是制度的冲突，不是意识形态的冲突，而演变成不同文明间的冲突，由此带来的政策后果是美国的“全球反恐战争”，结果是美国自身陷入中东泥潭不能自拔，而他提出的一些对手则发展为今日伊斯兰国。这样的组织形态，对全球安全带来了更大的挑战。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历史终结论”和文明冲突论都陷入困境，西方各国疲于解决国内事务，无力提出新的系统性的治理思想。中国提出“四个全面”，在全球治理思想陷入迷茫之际，给出了占世界1/5的人口大国如何做到协同目标、手段、保障、主体四大要素，实现全中国人民同心同力为梦想而奋斗的回答。

　　三、要以系统的思维分析“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内在关系

　　以系统的思维分析，就是全面的看、联系的看，避免认识上片面化、孤立化。“四个全面”是一个系统，我们将其称为战略布局系统，它包含四大要素，也是四个子系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目标系统，它又包含着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建设目标诸要素。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这三个全面又构成了战略举措系统。就其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内在关系而言：

　　一是全面深化改革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动力系统。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取得的巨大成就，关键一点在于我们实行了改革开放的重大举措。今后，我们要实现两个百年目标，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只有全面深化改革，别无选择，这是我们总结历史经验得出的结论。所以我们把全面深化改革作为一个动力系统。

　　二是全面依法治国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保障系统。世界发展的经验表明，一个国家要成功迈向现代化，必须迈过法治的门槛。我们有过这方面的教训，其他国家也有这方面的教训。必须坚定不移地走法治的道路，坚持法治思维、运用法治方式，我们才能够为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为子孙后代谋福祉。所以全面依法治国是一个保障系统。

　　三是全面从严治党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调控系统。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是我们党向人民、向历史作出的庄严承诺。要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得到人民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毫不动摇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只有进一步把党建设好，确保我们党永葆旺盛生命力和强大战斗力，我们党才能带领人民成功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所以全面从严治党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调控系统。(市委讲师团 陈玉忠)